报国寺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，寺建于辽金，若从辽天祚帝乾统三年（1103年）算起，距今约九百年。忽必烈统一中原后，为彰显开国元勋，依旧寺建新庙称报国寺。明初渐颓。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明宪宗国舅吉祥在此出家，皇帝遵母后命于归基敕建新庙，更名为大慈仁寺，七层大殿，纵轴式布局，主殿采用黄琉璃瓦，一切规制显示了皇族庙宇特征。
    清朝康熙帝武功兼文治，推行满汉一视，开科举揽人才。南城会馆云集，文人名士荟萃，而当对宣南报国寺有京城最大的庙市及花市，加之景观奇特，前有双松，后有毗卢阁，便吸引无数风流搔客留连驻足，形成报国寺特殊文化积淀，延续到乾隆时期。乾隆盛世国库充盈，在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京城大兴土木背景下，将地震损坏的报国寺修葺一新，并御题诗碑文“报额寺慈仁寺”门额。
    该寺规模宏伟，有殿宇数层，连同配殿共计60余间。正殿供奉三世佛，有乾隆御书匾额“享衢觉路”，御联“广长舌在无言表；清净身参非色间”。殿庭之右立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。后殿供奉窑变观士音瓷像一尊，宝冠绿帔，妙相庄严，龛座镌刻有御制窑变观音像记。龛内御书“慈竹数竿”，题修寺诗于上，并跋。龛左右御书联：“觉海化身现金粟；普门香界涌青莲。”其龛亦系内府所制。
    庙内有大毗卢阁，有三十云蹬石阶。在阁外通廊环行一周，可眺望西山远景。因此，旧时有士大夫于重阳节来此登高者。
    该寺佛画极多，其中有一幅大型佛画，系清代画家付雯奉乾隆敕命，用手指蘸墨所绘，下款有清嘉庆时学者法式善的题跋。此画现供于广济寺大雄宝殿三世佛的后龛上。
    民间有传轶闻者，谓报国寺建庙初期，在大殿立架子时，工匠们发现廊下丢失一根明柱无法交待。不得已，于是用芦席围起，中间填满刨花，代替明柱。事后，刨花居然压缩凝固成柱，经涂漆彩绘后，与原件无异。故报国寺有“刨花寺”之称。
    明朝庙会在西单牌楼迤西都城隍庙，即今成方街一带。清初，移至慈仁寺（报国寺）。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，商贩在这里出售图书、文物、古玩、喧阂成市，尤其书市更是它的特色。当时文人如宋荦、朱彝尊等常于庙会期间到此搜购他们心爱的古籍。到报国寺最勤的是当时的大诗人王士祯（渔洋）。《桃花扇》一剧作者孔尚任曾写诗：“弹铗归来抱膝吟，侯门今似海门深；御车埽径皆多事，只向慈仁寺里寻。”原注：“渔洋龙门高峻，人不易见，每于慈仁庙市购书，乃得一瞻颜色。”很多人为了和王渔洋探讨学问，就到慈仁寺里来寻找他。当时报国寺里备有客房，可留游客借宿，骚人墨客购书之余，留宿僧舍，松前月下，吟诵酬唱。王渔洋等就常居住在报国寺里。
    报国寺的庙会还是个花市。丰台草桥一带，盛产花卉，花农肩挑贩运，来到报国寺赶集。士大夫选购盆梅杏桃，也是一时风尚。
    清代起，民间有到佛寺看花之风。报国寺僧人栽培牡丹颇有技巧，能将一枝红牡丹，嫁接上一枝墨牡丹，谓之“一枝二艳”。每逢四月，人们有看“牡丹仙”之说。僧人们将这些“牡丹仙”珍藏在禅堂里，有客来赏时，少不了要舍些布施，成为庙里一笔收入。
    1840年鸦片战争后报国寺每况愈下，1900年庚子事变中主殿被八国联军炮火轰毁。东交民巷台基厂的昭忠祠（祭祀清开国功臣的祠堂）在战乱中被奥国使馆占据。1902年慈禧从西安返回京城，荣禄上奏章吁请重建昭忠祠。后重修广安门内报国寺易名昭忠词。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，儒学大师爱国学者顾炎武多次寓居报国寺，于是报国寺西侧修建顾亭林祠，使顾祠与报国寺形成珠联璧合的整体。日军侵华八年，寺与祠沦为日本从军僧（真吉宗）在华北的基地——高野山北平别院。1945年光复到1949年解放前，报国寺是国民党的河北省田粮处。
    建国初，有机关在此办公，后改为工厂。此后国家商业部、中国商报社、中国商业出版社等几家出资将报国寺、顾亭林词修缮，时从1989年秋到1997年，历时八年。保护文物又一举多用。大院辟为文化市场，恢复传统庙市，1997年6月起向社会开放。报国寺内各类艺术展、收藏品拍卖会和知识讲座受到各界欢迎，为丰富首都人民的精神与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