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永乐元年(1403)北京国子监与南京国子监并称为“二京国子监。”由于北京国子监草创未久，因而出现了许多趣闻，略述如下。
    “师资力量”缺乏。如永乐九年(1411)二月北京国子监言：“比发生徒增益而监官未备，请如南京国子监例置博士四员、助教十三员、学正九员、学录六员、掌馔一员。”明成祖批准了这个请求，着令按照南京国子监的“编制”配备“师资”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    监生考试作弊，或“诈冒乡贯报作生员”，或请人代考。此种情形在云南道监察御史计澄等人的奏章中可见一斑：“开科取士，务得实才。今南、北直隶凡遇开科，多有诈冒乡贯报作生员，或素无学问，请人代笔，其弊非止一端。”有鉴于此，他建议：“乞敕该部会议，今后开科，令御史亲诣各处，严加考选，必得学问优长、素无过犯者，令其入试。其在京，如遇系军生并各衙门吏典承差人等，不由学校，不经考验，其间奸盗贪墨，无所不有，此等之徒，一体不许入试，庶革奔竞之风”(《英宗实录》卷118)，可见当时许多人想入国子监而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。但尽管明英宗下令“礼部严切考察，如有虚诈，论罪不宥，还是不能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，仍有些儒士胆敢以身试法。如景泰四年(1453)八月礼科给事中张轼上书明景帝时说：“今顺天府乡试取士，闻各处举保儒士，其间多有文理不通，已为翰林院考黜为民，乃久延京师，冒军民籍入试，以图侥幸。”很自然，这种“曲线报考”的儒士未能如愿以偿。
    监生长期“旷课”。礼部于宣德元年(1426)十二月上奏给明宣宗的一份奏章说：“两京国子监生多给假还乡，经历年久，撬故不来，请谴人提问。”(《宣宗实录》卷23)国子监是最高学府，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那还了得，于是宣宗明示：“古云才难，诸生未及仕先负罪名，即为终身之玷，宜量地方远近，定与限期，如再于限外不来，皆发充吏”，以示惩罚。
    注重监生及各衙门历事的形象，年老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。所谓“各衙门历事”，是指到各衙门实习的监生。此举是礼部尚书胡滢的“杰作”。宣德二年六月(1427)，他上书宣宗皇帝说：“北京国子监生及见拔各衙门历事者，其间有年老貌不堪教用，请令六部尚书、都察院都御史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翰林院堂上官、六科给事中会同监官拣选，凡年五十岁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，庶几不孤教养。”这个建议看来很得宣宗皇帝的赏识。下令照办：“国家育才何以有鄙陋不堪者？此盖有司初不精选耳。然虑其中有饰诈以求退者，可令锦衣卫指挥一人察视之。”倒霉的是那些年老貌丑之人，就在七月，礼部上报宜罢为民的“北京国子监生李干等年老残疾貌陋不堪教用者凡一千九十五人”。给他们的监生生涯打上了一个句号。